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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令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在中国建立细菌部队，其中代号为满洲第731部队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细菌武器的代表人物石井四郎为部队长。
没有幸存者的揭露，只能从缴获的档案和一些老兵的披露中寻找真相。
从1937年至1945年，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在这里进行了几乎所有令人谈之色变的细菌研究，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菌等烈性传染病。
战俘们被抹去姓名，一律称为“原木”，他们一个个被注射了各种细菌后痛苦地死去，有的甚至被拖上手术台，活活被解剖。
战后据日本战犯供称，从1940年到1945年，仅“731”部队就杀害了至少3000人。
在济南市档案馆，我们查到了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档案。济南的日军细菌部队先设在济南市经6路大纬6路，1942年迁至经6路纬9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又称“日本陆军防疫处”，代号为第1875部队，日本陆军防疫处的这座大楼曾是日军的陆军医院，当年，1875部队曾在这里多次进行细菌试验和*解剖实验。
朱建信介绍说，“新华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在济南的另一支细菌部队提供*研究标本，注射细菌，而最惨无人道的就是*解剖。
一个当年在这支部队担任军医的日本人竹内丰交代，在侵华期间，他主要从事霍乱、伤寒菌的研究，并多次用活人进行实验。
竹内丰说：“1943年8月，我从日本济南陆军医院内科调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制造作战用的恶疫生菌工作。这是上级的命令。在我去前，他们就要来八路军俘虏11人，用9人接种感染伤寒菌。我去后对另外两名俘虏接种了鼠疫菌，为观察他们内脏感染病理反应，我们就对他们进行*解剖。”
仅仅一个月不到，竹内丰就与另一个叫木村的军医*解剖了11名八路军战俘。
据调查，日军在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除了鲁西霍乱作战，另外4次是1939年的中蒙边境的诺门罕细菌战，1940年的浙江衢县、金华鼠疫战，1941年的湖南常德鼠疫战和1942年的内蒙五原的鼠疫战。
石井四郎多次说过：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只能依靠细菌战。因此，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作战时，就频频使用这些细菌武器投入实战。
细菌战问题研究者秦一心介绍说，日军1875部队旧址是同731部队齐名的一个细菌部队，它曾经用新华院的八路军战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做*解剖，用来生产细菌武器，它产生的细菌武器，在山东的卫河流域，馆陶、临清一线大量释放，造成了我抗日根据地的20万军民的惨遭无辜伤害。
地处卫河流域的临清和馆陶，是当时山东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日军为了消灭这里的抗日力量，决计从这里下手。
1943年8月，鲁西作战正式打响，日军将这次作战代号为“霍乱作战”。
日军在济南的1875细菌部队，是实施这次细菌战的部队之一，日军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武器的效力，使出了毒辣的一招。
此时，正值汛期，鲁西普降大雨。卫河、漳河、滹沱河的水位迅猛上涨。8月下旬，日军第59师团的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扒开卫河大堤，霎时，汹涌的河水如脱缰的野马咆哮着冲向河西的低洼地带，随水而来的霍乱菌幽灵般地潜入千家万户。
此次“霍乱作战”是日军在山东也是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造成山东、河北、河南数十县洪水泛滥，霍乱流行，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共有22万多名中*民被夺去性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常德不仅是陪都重庆等地区的战略门户，也是大后方粮食供应的中转基地，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摧毁常德，日军阴谋用细菌战来达到目的。
1941年11月4日拂晓，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飞抵常德上空，带有鼠疫菌的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等杂物被撒下。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
1944年，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月1日，日军第6方面军集中134000人，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北、东、南三路向广西桂林、柳州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四战区12万人死守两地，11月4日，日军猛攻桂林，与桂林守军发生激战，战至11日，日军使用毒气弹，遂攻占桂林。
战斗进行当中，国民革命军第131师391团的指挥所和伤员转移到七星岩，在这里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日军久攻不下，丧心病狂地释放了毒气弹，战斗结束后，人们从七星岩内抬出823具尸骨，后来合葬于普陀山的霸王坪，在他们的墓前，建有“纪忠亭”，警示后人不忘日军的罪恶。
资料来源：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