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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饷，甚至变卖宫中值钱的玩意儿支援军费，就连崇祯的爱妃下葬，陪葬的的物品都没几件！越穷越想不到办法，崇祯却是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恶果。面对内忧外患，财政支出的压力极其沉重，崇祯竟然采用了增加百姓税负的愚蠢政策。
“这赋税，有地方来！”王承恩语出惊人。
“王公公？莫不是说笑？”钱谦益和倪元璐两人你瞪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实在不敢相信王承恩这个太监有解决赋税的办法，那还要他们这些大臣干什么！
王承恩答非所问，笑道：“听说倪大人的书法了得，鄙人今天就恳请倪大人为鄙人做个笔录，可否？”
倪元璐看看钱谦益，钱谦益点点头，当下倪元璐叫老仆端来文房四宝伺候，钱谦益遣走老仆亲自为倪元璐磨墨，倪元璐摊好纸张，手握毛笔沾墨，只待王承恩一开口，便下笔。
“工商皆国本，然祖宗法制重农而轻工商实不可取……”
倪元璐闻及王承恩此言一愣，还是豪不忧郁的挥笔急书。钱谦益却是在旁拼命磨墨，两只耳朵竖得直直的，一时深思摇头，一时又猛然醒悟点首，看向一边思索一边说话的王承恩眼中除了惊叹还是惊叹！
这到底是什么人！
崇祯即位之后，灭了魏忠贤，整肃朝纲，励精图治，想要重新开启一代盛世。
然而，崇祯的知识结构显然存在问题，崇祯没有能够准确抓住问题的要害。明朝的一切问题都集中在财政上。内部的贪腐、外族的入侵、农民的起义，都是因为财政失衡而引起的。就本质而言，是由于公共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失衡，导致经济失衡，最终导致政治的失衡。
中国的农业文明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明显变化。随着技术进步，随着交通运输的改善，随着民间信用的迅速发展，明朝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在江浙一带的工商业资本主义迅速萌芽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工商业成为重要的价值载体，掌握工商业就能够掌握当时的经济命脉。
遗憾的是，满怀中兴之志的崇祯看不到这一点，崇祯不知道如何控制工商业。尤其严重的是，崇祯不知道如何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财政收入。面对内忧外患，财政支出的压力极其沉重。崇祯竟然采用了增加农民税负的愚蠢政策。
王承恩就是想让崇祯的赋税观念从传统农业转到工商业身上，这才是治本的良方！选择倪元璐上这奏折，正是因为倪元璐在‘魏阉十大罪’上给崇祯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何况，就算崇祯觉得这是‘歪策’，也不会怪罪倪元璐。而且倪元璐与‘东林浪子’的钱谦益关系还不错，倪元璐‘红了’绝对会保钱谦益。
若是钱谦益去上这奏折，要是崇祯觉得这是‘歪策’，加上钱谦益天启年间的事件，就足可以让钱谦益下狱了，王承恩不敢赌。
王承恩自己不将这‘工商皆本’上给崇祯，就是想让他非常看好的倪元璐能借这个机会能一飞冲天入内阁！这样多一个人站在钱谦益这边，自己这个太监以后要干的事才能有更多的支持者。
王承恩相信崇祯能通过这‘工商皆本’的赚钱策略，不仅仅是因为崇祯很穷，还因为崇祯这个人很能接受新思潮。王承恩曾经偶然在网络上查到明史里崇祯这样一件事情。
在一次讨论京城防御清兵的时候，崇祯赞成使用西洋人汤若望教习的火炮部队，当时大明天下最负盛名的理学家，左都御史刘宗周竟然说：“汤若望向年倡说天主邪教，蛊惑人心，堂堂中国，止用小技御敌，岂不贻笑天下！”崇祯回答:"火器乃中国长技"。而朝野中的士人竟也对刘宗周的凛然正气大为折服，纷纷反对崇祯的新思维新想法！
这个细节让王承恩知道，崇祯能接受新思想，而且也想那么做的！可是这些明代迂腐的文人，却生生拦着崇祯接受新东西！
要中兴危明，王承恩就要在朝廷中建立一支支持自己新思想策略的大臣队伍来影响政局，因此，他选择了当时还比较清廉正直的东林党！
一个人说什么中兴危明？那是鬼话，王承恩需要帮手，朝廷的、军队、民间的他都需要。而且王承恩还要指挥这群东林党人紧随着自己的策略走。十七年后明亡，若是政策得当，王承恩有信心在五年内扭转整个明朝的命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