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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本钱嘛!侄儿年岁尚幼,无力担纲,还全赖叔父为侄儿遮风挡雨呢!若是累坏了叔父,侄儿在哪里去找遮风挡雨的大树呢!”

    张茂哈哈一笑,道:“你这惫懒小子,倒想偷奸耍滑,‘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有趣,你是从何处听来的?”

    张骏道:“侄儿回府之前,在山中曾遇到一个智者,学了一些知识,此话便是从他处听来的!”

    张茂道:“言之有理,想来此智者恐是隐世不出高人,哪日有缘,为叔倒想当面请教。”张骏心道,这位智者可是千余年以后杰出的伟人,想见面那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张茂转过话题,目光炯炯看向张骏,道:“青马,如今你已然成长,论个头已高过了为叔。前些时日荒废颇多,功课落下了不少,终将一日,这凉州的重担,都将交你继承。为叔今日要你前来,便是要你重拾书卷,将往日遗忘的知识再补回来!”说着站起身来,将他带入书房。

    张府书房藏籍之多,可用“汗牛充栋”,魏晋之时,纸张初兴,纸罕弥足珍贵,尚未全面铺展开来,大量书籍皆以竹木简刻写。这书房应该是传承多代的藏书,只见高低罗列着捆匝的书简,大宗书籍除《四五》、《五经》、《论语》《孟子》外,还有先秦的《老子》、《庄子》、《楚辞》、《吕氏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汉朝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曹丕的《典论》,大晋朝陈寿著作的《三国志》、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山涛的《启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陆机的《文赋》、皇甫谧的《玄晏春秋》、《针灸甲乙经》等,还有更多的是收录时人的杂闻佚事如《穆天子游行记》、《逸周书》、《山海经》等。

    书房里设置了数个极为宏大的书架,书籍摆放也极为规范,一部竹简史记,已占据了一个书架。为分清卷目,便在书架内划分了若干个小格,在一个小方格内将已分卷的书简按序摆放,书简上系着一块红绸小木牌,上面写着如“史记之第五辑”字样。

    整个陈设就如后世冰柜陈列,一开柜门,里面的陈品一目了然。张氏书房的藏书之巨,比之大学图书馆不遑多让!想来安定张氏已将所有典藏都搬到凉州来了。

    张茂道:“此书房内典藏,皆是你祖、父多年来收集的典册,你前日伤怀昏厥,身子未复,这两日便在书房随性选读罢。但从七月起便需到双泉学馆,师从严教习习策问玄易,经史之学了。”

    张骏听罢,不禁大为头痛。那双泉学馆严教习授课之严,他早有体会。曾吃过数次严教习的戒尺,否则当年也不会时时逾墙而出,逃之夭夭了。

    张茂见其脸上一副苦恼之色,想到这侄儿往昔的学教经历,心底轻轻一叹。他这侄儿聪明是聪明,就是不学习不严肃,惹得严教习多次上门诉状。

    如今长大些了,希望能通理晓事罢,叹息声中。张茂不再多言,轻轻走至外间,留待张骏于书房内一人选读。

    魏晋时,高门勋贵不仅垄断了官职,也垄断了学业的途径,寒士百姓几无读书的机会。而高门士弟的古房对内也是一处禁地,非经家主族老允许不得入内。这张府书房极大,张骏读书不勤,张茂又日理万机,久之诸多竹简上便积了一层灰尘。

    张骏此番进入书房,心中还是有些惊奇的。吹去浮尘,选取的第一部典籍,便是裴秀裴季彦公的《禹贡地域图》。这是一部用黄麻纸绘制的大张辑。张骏因后世专业所向,对季彦公略也有所知。这季彦公出身名门,曾在曹魏和晋朝为官,泰始四年至七年主持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集,呈书于晋武帝司马炎,藏之于秘府。但是这本地图集,却没有在历史长河中传承下来,所幸的是这部地图集的序言却因为《晋书?裴秀传》而流传至今。他在序言中提出的“制图六体”,讲究制图需掌握比例尺度、方位、距离、山川高差、地形起伏以及因山川、地形因素而计算的实际距离,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为中国传统地图绘制奠定了基础,明代以前都是地图绘制都受其影响,因此被称为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奠基人。

    此代无印刷技术,书籍流传全靠誊写,工程十分浩大。通常只有高门大族才能有专人抄录,因此大晋朝的知识传授基本都是家学。寒门子弟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接触到知识,也就没有入仕为官的机会。寒门与高门分界名显,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族。

    《禹贡地域图》十八集,是裴秀在详细考证古今地名、山川形势和疆域沿革的基础上,以《禹贡》作基础并结合当时晋初的”十六州”而并吴、蜀国各一,分州绘制的大型地图集。

    张骏在书房里意外地发现了这本典籍,欣喜万分。由于这本书典藏于宫廷秘府,非一般人能抄录,必须在朝廷做官,并接触到典藏的人才行,后来,他在《禹贡地域图》第一页右下角看到一行小隶:“……感于时势无常,官僚奸险,朝政混乱,既至三杨遭诛,心甚惊惧,欲外放凉州求安,今得钜鹿郡公[禹贡地域图],山川形势,集于方寸,为称制一域之器矣,张士彦辑录。*元年三月”旁边还加盖了一个征西军司印。

    张骏心中惊叹道:“此书竟是由大父辑录而来,犹当珍贵!”

    张骏翻过扉页,见书序写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古之沧海,今为桑田,《禹贡地域图》的山川地名又经一千七百年的历史更迭,至后世又是另一番模样。又因当时人力,技术所限,《禹贡》虽为图祖,但谬误却不可免。幸好后世张骏精通地理地质,他可以根据后世的记忆在《禹贡地域图》的基础上再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古今对照图来。这部失传的奇书,或将为他在晋之北国,揭开新的一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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