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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就在从上海刚刚上路两天之后，徐光启就又收到了汤若望的信函。就是这封信函，令徐光启感到无所适从。
在信中，汤若望自问自答地猜测徐光启至陕西公干的目的。
本来徐光启所擅长的，无非就是天文历法、军事练兵和农事。若是为前者，肯定会去京城钦天监，去陕西那必然是后两者。以两人的熟悉程度，汤若望自然一猜便中——流民。
接着，汤若望就开始抱怨陕西地方官的昏庸颟顸不开化，他自己在那里的传教受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幸好有徐光启即将莅临，他的到来必将开创传教事业的新局面，“上帝都会感到欣慰的，”
最后，汤若望毫不意外地提出，徐光启应该为“传播上帝的福音”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他还隐晦地提出，教会方面肯定也会做出人力物力方面的贡献，协助徐光启完成皇帝陛下交代的任务。
万历二十八（1600）年徐光启与利玛窦相见，万历三十一（1603）年受洗，先后受教于利玛窦和汤若望等西洋教士，而此后徐光启也一直是教会中最得力的干将。
因此，徐光启也真心希望洋教在大明得以广收门徒。他也明白，汤若望的言外之意也正是如此。
可是，此时在陕西发展教众却并不是好时机。
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最容易被某些神秘力量感召。此时如果洋教趁势而为，肯定会迅速召集广大教众。
但是，这种时候也是最为敏感，上位者的神经也是最为紧张。阴魂不散的白莲教每每变换着花样现世，已经使历朝历代的当政者产生了足够的警惕。
抛开其他因素，陕西地方官府阻止洋教的传播无疑是正确之举。他们的初衷，或许并不是要成心阻止洋教的发展传播，而是不想使形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只是自己做为洋教中的一员，对于挚友的要求应该如何给予回应却着实是个难题。
肯定不能支持，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情。如果洋教趁机大肆传播的话，多半会吸引更多的信徒，可是否能够始终控制欲如那就是大成疑问的事情了。
而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住众多的信徒，不仅洋教本身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也势必要引起朝廷的侧目甚至敌视。而一朝种下祸根，对洋教未来在大明的传播就更为不利。
最理想、或最合适的做法，就是洋人出人出物而不“出面”，此时卖一个大大的人情给朝廷，以此换取朝廷对今后太平时期洋教传播的支持。
但是，这就要有一个先决条件——朝廷要给予肯定的承诺，而这个承诺只有朝廷、只有皇帝陛下才可以做出。他徐光启不仅没有资格做出承诺，因为身份尴尬也不方便居中沟通。
只是这一层关碍，如何能够对汤若望解说清楚，着实令徐光启感到头痛不已。
话说的轻了吧，害怕汤若望对大明官场的“官话”理解不透，说重了的话，又怕伤了彼此的交情。而其中的利害，又必须事先彻底讲明，否则后患无穷。
“只能寄希望于老汤的领悟力了，”考虑来考虑去，徐光启也只得暂时如此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