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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陛下却在八名侍卫的护卫下，早已经离开了隆兴通商队，转赴陕西，要去与徐光启汇合了。
因为皇帝陛下及早从惩处阉党的漩涡中抽身，因此朝廷介入陕西赈灾事宜就足够早，而且在朝廷介入之后，各种赈灾措施得力，尤其是近千名由京城派出的锦衣卫的监督，才确保了朝廷注入的财力物力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使用，发挥出的效力也是基本达到了最大化。
若是没有这近千名的锦衣卫，没有他们严厉监督着赈灾措施的实施，和朝廷投入财力物力的各种支用，根本无法保证朝廷有限的财富，不被各级贪官污吏无限的贪欲所吞噬。
这是第一个关键所在。
第二个关键所在，就是红薯的大面积的种植和收获。
到了红薯的收获季节，那一颗颗硕大的果实，那甘甜可口、脆生生的口感，既填饱着人们的肚子，也滋润了甜蜜的心田，整个三秦大地似乎为之大大地舒了一口气——终于熬过来了！
能够熬过来，徐光启实在居功至伟。他以老迈之躯，为赈灾殚精竭虑、日夜操劳，若不是实在找不到能够分担之人，皇帝陛下也真的不忍心让一个古稀之人如此操劳。
陕西赈灾事了，皇帝陛下就不打算再给老臣徐光启安排什么繁杂的事务了。
为了表示大明的敬意，皇帝陛下从山西转赴陕西，与老臣徐光启见上一面，一方面是对赈灾之事做一下总结，另一方面，皇帝陛下还有一件大事，要与老臣徐光启商量。
这件大事一旦展开，恐怕又要大肆忙碌起来，所谓的优待老臣，也恐怕要成为泡影。
一想到这些，皇帝陛下就不禁要大摇其头，没办法，不管什么时代，人才都是稀缺资源。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出皇帝陛下要办的那件大事是多么的紧迫。
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虽然在这个时代的泰西，也主要是以“神学”为主体，可到底在那一片土地上已经不是多么新鲜的事务了。但是，在大明，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且很可能会招致众口一词的诋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近两千年之前，华夏就有一种相当的形式——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夏、商、周，大学的称谓各有不同，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在夏为东序，在商为右学，周代的大学名为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
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以及“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
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王莽时期，太学人数几达万人，规模可谓一时无两。但是，王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他的“新朝”，而与真正的“做学问”毫无关系。
太学中，一般要开设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