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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城后的景象时，这样说：“成都被张献忠彻底毁了，大华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阆中县，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
四川原本是一个人口大省，被张献忠的屠杀和淫威，弄得几乎成了荒原。西方传教士安司铎在回忆录中说：“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秉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就是这样一个无比残忍、暴戾、专横、野蛮的张献忠，却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农民革命的领袖”，这真是旷世的荒谬与荒唐！中国的农民起义者，无一不是以欺骗的手段起家的。比如陈胜吴广的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张角的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李自成的是“均田免粮”，洪秀全的是“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宋江等人的是“替天行道”……这些口号，实在是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蛊惑性，因此，农民起义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迅速成气候，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他们揭竿而起后，尤其是得到天下后，就个个都变得像张献忠一样，在无限膨胀的权力下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我，因而就歇斯底里地变起态来，大肆滥杀无辜，为所欲为。这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一个以*政治为体系的集团，一个以小农经济为要害的群体，在他当道后，就必然加倍地蹂躏中国，奴化人民，强化自己的权威。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无一改变，更无一例外。在这样的时候，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只有依靠我穿越过来的先进思想文化的冲击，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状况。
但是，几千年来，我们总是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才是世界文明的先锋，因此，我们的祖先总是把外国人称为蛮夷。殊不知，我们的每一次所谓的起义和革命，都是以国力衰退、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为代价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张献忠们的暴戾，就成了必然，想躲都躲不开，无数人的人头，想不落地都不行。
我的到来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历史，改变大汉民族的命运，让汉民族真正的强大，有时在绝对先进思想和武器下，不需要用无数人的血把它染红，才能把梦想成就。中国的汉文明并不就是以无数白骨把支撑起来的。大汉文明是人类最璀璨光辉的文明，没有之一，只有唯一！
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说：“如果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这句话说的太正确了，勤劳聪慧勇敢善良的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农民起义，不是社会动乱，百姓需要的是做为华人的自豪感、优越感、不是阿q精神，是真正的老大，百姓要有钱有地位有真正的幸福和安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