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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的离经叛道，大臣怎么说，他就偏不怎么干，于是不但把过去的那些钞关重新设立起来，更是新加了几处，形成了当今而是而出钞关的格局。
站在戴府外面，连子宁看着手中这张誊写在上好绸缎上的内阁钧旨——皇上的旨意那叫圣旨，内阁首辅或者是内阁全体通过的命令，叫做钧旨，其作用和地位，大致就相当于后世的国务院第多少号命令，虽然不是法律，但是也有法律效力。而且就像是后世没多人遵守法律反而是更多的遵守行政命令一样，大明朝也差不多，有的时候皇上的圣旨还不如这内阁钧旨管用——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没想到，本来他想的是很简单的，以戴章浦的权势，再加上这事儿也是兵部的管辖范围内，应该是很容易弄到的，但是却没想到，此时就连戴章浦都感到棘手，费了一番心力才拿到。
之所以这么难搞，归根到底，还是在一个钱字——钞关是用来收钱的。而凡事只要是沾上这个钱字，那就复杂了。
其实钞关收的税并不多，一开始的时候设立钞关旨在征收船税，临清、杭州两关也兼收货税，由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船税以载运商货之船户为征课对象。初期按运送路程之远近和船舶大小长阔不同分等称船料，估料定税。宣德四年规定，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各段均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自北京与南京间的全程，每一百纳钞五百贯。后又以估料难核，改为计算梁头广狭定税，其标准自五尺至三丈六尺不等。
成化十六年，各钞关岁收钞两千四百万贯，当银十二万两。嘉靖至万历初，岁收银大体维持在二十三万两左右。万历中期，明神宗朱翊钧大肆搜刮，钞关税收大幅度上升，至二十五年上升为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两。天启元年又猛增至五十二万两，是万历二十五年前的两倍。
这样算来的话，其实一点儿都不多——跟另外一个数据对比就知道了，清朝宣统三年，也就是那个糜烂王朝的最后一年，全国的税收为两亿九千万两，而其中百分之七十来自与厘金——何为厘金？说白了，就是在每个路口设卡子收钱，跟钞关是一个样儿。
一个是五十万两，一个是两亿多两，其中差距，不异于天差地远，而就算是如此，这些钞关几乎已经是闹得朝野沸腾，有些官儿天天就蹦跶着想着怎么裁撤钞关。
大明朝的官员家里不经商的几乎没有，而这些奸商，只顾自己赚钱，是一分银子都不想交给国家的。其实明朝的商税已经够低的了，只有三十税一而已，就这一点，他们都不想交。
明朝的官员，让皇帝给宠坏了，惯坏了，所以有事儿没事儿就骂骂皇上，搏一个清名。而清朝的官儿，已经是被皇上杀怕了，打怕了，做奴才也做惯了，皇上要收税，他们敢说半个不字儿？你在清朝骂骂皇上试试？还廷杖？太便宜你了，诛你九族！
所以，甭管钞关能真正收上来几两银子，只要设立钞关，代表的就是一个征收商税的态度。所以难度才会如此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