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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沥川的屋里足足坐了两个半小时,给他详细解释谢灵运的每首诗。开始,我还以为是工作需要,渐渐地有些怀疑他不过是拿我消遣。最后,我又困又饿,当着他的面打起了呵欠。
他一直不停地用铅笔在我的译稿上做记号,很少抬头。听见我打呵欠,终于问了一句:“怎么,昨晚没睡觉?”
“睡了。”我这样的天才,用得着拼命求上进吗?用得着为工作熬通宵吗?
他又问:“那你,吃过午饭了吗?”——我进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还没。”我实在饿得不行了。
“今天就工作到这里。”他收起笔,站起来,走到门口替我开门。
我跑到门外的小吃店,胡乱地吃了个葱油饼,然后回房洗了个澡,倒头就睡。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没人找我。
我起来出门散步,在走廊上遇到了制图部的小丁,其实也不怎么认识,便约着一起到餐厅吃饭。吃完饭我问他:“小丁,我很少去制图部里玩,不好意思,你叫丁什么?”
“丁春秋。”
他说完,研究我的表情:“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古怪?”
“丁春秋,挺好的名字呀!《左传》不是就叫《左氏春秋》吗?”
“你不看金庸?”
“不看。”
他和我握手:“安妮,你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个不被武侠小说腐蚀的女孩。我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捂嘴偷笑。原来,是怕人家说他是“星宿老怪”。
“其他的人都到哪里去了?”我的眼光越过他的身子,扫了一眼餐厅,看不见几个CGP的人,也不见沥川。
“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几位老总跟着沥川先生去了现场。我们很紧张啊,截止期很快就到了。现在是把两个月前的工作全部推倒重来一遍,却必须在十天之内完成,还要夺标,大家都忙疯了。”
我发现CGP的人喜欢称沥川为沥川先生,而不是王先生。因为公司里有五个人姓王。不过,说实话,我没觉得沥川很忙。都是什么时候了,他还在研究谢灵运。
“那么,到现在为止,方案可有眉目?”
“沥川先生要画的图已经出来了好几张,重要景观的效果图、主要视点透视图的手绘稿已经出来了一些。交通和景观的分析图由江总和张总来做。总平面图、鸟瞰图、空间竖向设计、空间构成剖面图这几样还没出来。最后他还要写文字案:创意说明、功能说明、经济指标说明等等。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不过是些后期渲染工作。”他顿了顿,又说,“不过,这事儿真说到救场,也只能找沥川。他是出名的快手,从不拖延时间,还经常提前完成设计。有他在,我们的心放下了一半——只看他身体受不受得了这么繁重的工作。”
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身体?他身体看上去挺好的啊。”
“听说是滑雪受了伤,加上他严重贫血,本来就难得好。江总打电话去请他的时候,他还住在医院里。这两天一忙好像又加重了。本来他说,设计完成之后要和大家一起做建筑模型,现在江总说什么也不敢让他干了。”
“为什么?”
“做模型要用裁纸刀,万一他不小心划伤自己,止不住血,就麻烦了。”
我从没听说沥川贫血。我和他相处的那段时间,他就只生过两次病。一次是肺炎,住院了,不过听他的口气,是医生小题大做。一次是发烧,吃了几颗银翘片,还是我逼他的。他平日看上去精力充沛、脸色不算红润也绝不苍白,没有半点贫血的样子。
我还想继续询问,小丁却在看表:“不能和你聊了,我得忙我的去了。”
我回到房间,继续躺在床上,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焦虑。紧接着,我的手机响了,一看号码,是张总。
“安妮,你还在宾馆吗?”
“在。”
“能去机场接两个人吗?外国人。”
“能。”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踊跃。我是这里唯一的翻译,又是最闲的,我不去谁去。
“是这样,来的人是王先生的哥哥王霁川和一位法国设计师,名字叫René。王先生本来打算亲自去接机的,可我们现在还在现场勘测,赶不回来,所以麻烦你去接一下。房间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航班号和到港时间是——”
“王先生说,他把班次和时间打印在一张纸上,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走的时候忘记拿了。只记得好像是六、七点钟到温州。我刚给保安打了电话。你可以到服务台去领一把备用房卡,把那张纸拿出来看清楚,再去接人。”
我一看手表,五点四十。时间紧迫。我关掉手机,到服务台拿房卡,打开沥川的房门,找到那张纸,回屋匆匆忙忙地换了套像样的衣服,化了妆,拿了我的手袋,就打出租车去了机场。
冬季的温州,天黑得很早。
机场十分忙碌。
我在巨大的电子公告栏里找到了接机的航班号,发现因为天气原因,飞机在北京推迟起飞。所以我至少要在这里等两个小时。
我买了一本杂志,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下来,打发时间。
等了一个小时,我又去看告示牌,飞机还没起飞,不过,预计起飞时间变成了十点,意味着十二点才到温州。我有些后悔出来的时候没带电脑。里面有不少电子书,这么长的时间怎么打发?
烟瘾发作了,我到商店买了一包烟,跑到大门外的一棵树下抽了一支。再回来,又买了一本杂志,一边看一边等。
九点钟的时候,我跑到门外抽第二支烟,手机忽然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
“安妮。”
听见这个声音,我的心开始砰砰乱跳。
“……王总?”
“飞机晚点了?”
“嗯。”
“预计什么时候到港?”
“十二点。”
“不用等了,先回来吧。”
“不回来,这是张总交给我的任务。”
“我是张总的上司。”
“如果我回来,客人到了谁接?”
“不用接,可以坐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王总,我们中华民族是友好热情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不能让莅临CGP检查工作的外国专家受此冷遇。我,谢安妮,要把公司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执行到底。”我公事公办地答道。
电话那一端,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哪里?”
“候机厅的咖啡馆。”
“为什么我没看见你?”
“……我在洗手间。”
“把烟掐了,过来见我!”
沥川的声音,无论说什么话都好听,嗯,这么凶的口气,真是少见。
为了防止他闻到烟味,我在身上喷了浓浓的香水。沥川坐在轮椅上。瘦削的脸,纯黑的西服,浅蓝的衬衣,条纹领带。咖啡馆里所有的女人,无论老少,都在偷偷地看他。
沥川不喜欢轮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用,我从没在任何公共场合见过沥川坐轮椅。
我“Hi”了一声,走到他面前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他的面前有一杯柠檬茶。显然是我的香水呛着他了,他背过身去,轻轻咳嗽,然后说了一声“Excuse me”。
我在心中暗笑。沥川还是老毛病,无论是咳嗽、打喷嚏或借道,都会说“Excuse me”。有时候他去提款机提款,点错了一个键,都会对着机器说“sorry”。
“想喝点什么?”他问。
“咖啡。”
“两份奶两份糖?”
六年前,我喜欢的咖啡带着浓重的奶香,很甜,很腻。
“黑咖啡,无糖。”
“Irish cream(译:爱尔兰奶油) or Noisette(译:榛子味)?”这是沥川和我在一起时,我最喜欢喝的两种味道。沥川不说“hazelnut”,非要用法语“Noisette”。
“Columbian,please(译:请给我哥伦比亚咖啡).”我现在改喝味道最浓,最本色的那种。
真是样样都变了。
他转动轮椅,去买咖啡。付了钱,请服务小姐给我端过来。
我没戴眼镜。瞪大眼睛看着他。他的脸离我很近,反正也看不清,我毫无顾忌地凝视着他,好像他是外星人。
“So,”他说,“你很近视?”
“有一点,不严重。”
“好久不见,小秋,”他说,声音是虚幻的,“你好吗?”
“挺好。你呢?”
“也挺好。”
“难得来中国,没顺便带夫人一起过来?”我问。
“一向单身。”他看着我的脸,“你呢?”
“个人隐私,无可奉告。”
屏蔽。
显然被我这句话打击了。接下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我也一言不发。
他不开口,我也不开口,就这么僵着。
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好像两个陌生人,各喝各的饮料,谁也不说话。
终于,我先开了口:“沥川,你为什么要回来?”
他怔了怔,想不到我会有此一问。过了好久才说:“公干。”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北京?”
他又想了好久,敷衍:“公干结束。”
他的样子很不自在,握着茶杯的那只手几乎要把茶杯拧破。而且,脸崩得紧紧的,很局促,很紧张。我觉得,看他的样子,若再问几个他答不上来的问题,他就会立时昏倒在我面前。
也罢,不为难他了。我笑了笑,继续说:“那么,请问,公干期间,你和我是什么关系?”
朋友?熟人?同事?上、下级?总之,肯定不是恋人。
“我们之间,是工作关系。”
我深吸一口气。工作关系。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心烦意乱不想接,直接打开挂掉。
过了半分钟,手机又响了。
我只好打开:“喂?”
“我是萧观。”
“萧总?”
“今天我去了CGP,艾玛说你去温州了?”
“是啊。”
“有个拍卖行要出一本手册,偏巧心如病了,活我已经接下来了。能不能帮个忙?我出双倍译酬。”
“什么时候要?”我掏出我的记事本,看时间。
“月底行吗?”他说,“你先办完温州的事。”
“多少页?”
“五十页。”
“很多古文?”
“全是。”
“好吧。”
“谢谢。”
我打算收线,不料他又说,“安妮,上次是我唐突了。请你不要介意。我和艾玛以前有很深的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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